还有一个星期就要迈入2012，是时候对2011进行一些总结了。2011年对我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我搬进了新家，喜中了基金，换了新工作，最近老婆又怀上了baby… …。

告别租房岁月，翻身做房奴。房子在去年就正式拿下来了，购房虽费了一些周折，不过还算顺利，前后一个月左右，就拿到了房产证。收房后，我做了甩手掌柜，将装修的事全部交给老婆处理。装修可真是件费神的事，老婆没少操心，从设计装修风格到找装修公司，从选装修材料到验收装修质量，从选购家俱到家庭布置，她都亲力亲为，将房子搞得焕然一新，漂亮温馨，在此，再次感谢老婆的辛勤付出。房子装修完，晾房三个月后，在今年5月搬进新家，就此告别租房岁月，晋身房奴一族。

付出就有回报，喜获两基金资助。基金对于某些大佬来说，可能是小菜一碟，但对于一个从未写过基金的我来说，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活，先是系统地学习了一下申报基金的格式、内容要求，然后通读了单位往年中标的基金申请书，紧接着选题（精炼题目），查询资料，设计实验方案、提炼创新点，编写内容，几经修改，前后花了近三个月才最终定稿。且写第一篇基金时，恰逢春节，真的是年都没过好，呵呵！不过，运气还算不错，在今年年初，得到消息中了，虽然最后批复的钱比申请的钱少了一大半，但还是很开心，毕竟这是我第一次中“基金”啊！有了这篇的经验，写第二篇就轻松多了，前后花了不到半个月，就搞定了。

“离乡背井”，异地上班。虽然上一家公司领导一留再留，还是毅然决定离职，因为这家公司是一个典型的家族企业，公司重要职位都被老板亲戚把持，虽然生意做得还算可以，但管理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个人感觉在此公司很难有较大的发展。于是跳槽来到了目前的公司，虽然公司在异地，只能周末回家与家人团聚，且公司也差强人意，但还算可以，每天感觉过得很充实，也学了不少东西，hold住！

老婆如期怀孕，晋身准爸爸。上上周，老婆用试纸验出了怀孕，我还有点不相信，我说，前面我们准备了那么久，没怀上，现在我们都没怎么在意，就怀上了。于是，老婆去医院查了一下，真怀上了，真是开心啊！要知道，我们都期望能生个龙宝宝，一则龙宝宝，对我和老婆来说都是最佳属相，二则，龙宝宝对小孩来说也是较佳的属相（虽然我不太相信这么一说，但统计数据显示，属相确实对人的性格、命运有一家的联系，呵呵！），上天待我如此，夫复何求！

一些遗憾，几点反省。在2011年里，也留下了诸多遗憾，譬如，没有如期完成论文的写作以至于出站一拖再拖、交了学费而没有认真坚持学英语、没有坚持锻炼身体、股票被严重套牢，没有争取到在家附近上班的机会等等。这些本都是通过努力可以达到的，而我没有好好把握，值得反省深思，希望来年不要再留下这些遗憾。

2012年的展望，首当其冲的自然是希望能有个健康可爱的龙宝宝，并且母子健康平安；其次，希望自己的事业有一个新的发展，收入能上一个台阶；第三，希望爸妈身体健康，家人平平安安；最后还有一个小小的新年愿望，希望能有机会获得拿福能“新语心愿”博客比赛提供的超级酷的24小时全天木质壁钟/挂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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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期刊《物理世界》曾让读者投票评选了“最伟大的公式”，最终榜上有名的十个公式既有无人不知的1+1=2，又有著名的E=mc2；既有简单的-圆周公式，又有复杂的欧拉公式……

从什么时候起我们开始厌恶数学？这些东西原本如此美丽，如此精妙。这个地球上有多少伟大的智慧曾耗尽一生，才最终写下一个等号。每当你解不开方程的时候，不妨换一个角度想，暂且放下对理科的厌恶和对考试的痛恨。因为你正在见证的，是科学的美丽与人类的尊严。

这公式贼牛逼了，初中学到现在。目前，人类已经能得到圆周率的2061亿位精度。还是挺无聊的。现代科技领域使用的-圆周率值，有十几位已经足够了。如果用 35位精度的-圆周率值，来计算一个能把太阳系包起来的一个圆的周长，误差还不到质子直径的百万分之一。现在的人计算圆周率，多数是为了验证计算机的计算 能力，还有就是为了兴趣。

No.9 傅立叶变换（The Fourier Transform）

这个挺专业的，一般人完全不明白。不多作解释。简要地说没有这个式子没有今天的电子计算机，所以你能在这里上网除了感谢党感谢政府还要感谢这个完全看不懂的式子。另外傅立叶虽然姓傅，但是法国人。

No.8 德布罗意方程组（The de Broglie Relations）

这个东西也挺牛逼的，高中物理学到光学的话很多概念跟它是远亲。简要地说德布罗意这人觉得电子不仅是一个粒子，也是一种波，它还有 “波长”。于是搞啊搞就有了这个物质波方程，表达了波长、能量等等之间的关系。同时他获得了192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No.7 1+1=2

这个公式不需要名称，不需要翻译，不需要解释。

No.6 薛定谔方程（The Schrödinger Equation）

也是一般人完全不明白的。因此我摘录官方评价：“薛定谔方程是世界原子物理学文献中应用最广泛、影响最大的公式。”由于对量子力学的杰出贡献，薛定谔获得1933年诺贝尔物理奖。

另外薛定谔虽然姓薛，但是奥地利人。

No.5 质能方程（Mass–energy Equivalence）

好像从来没有一个科学界的公式有如此广泛的意义。在物理学“奇迹年”1905年，由一个叫做爱因斯坦的年轻人提出。同年他还发表了《论动体的电动力学》——俗称狭义相对论。

这个公式告诉我们，爱因斯坦是牛逼的，能量和质量是可以互换的。副产品：原子弹。

No.4 勾股定理/毕达哥拉斯定理（Pythagorean Theorem）

做数学不可能没用到过吧，不多讲了。

No.3 牛顿第二定律（Newton’s Second Law of Motion）

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没有之一的科学家在有史以来最伟大没有之一的科学巨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当中的被认为是经典物理学中最伟大的没有之一的核心定律。动力的所有基本方程都可由它通过微积分推导出来。对于学过高中物理的人，没什么好多讲了。

No.2 欧拉公式（Euler’s Identity）

这 个公式是上帝写的么？到了最后几名，创造者个个神人。欧拉是历史上最多产的数学家，也是各领域（包含数学的所有分支及力学、光学、音响学、水利、天文、化 学、医药等）最多著作的学者。数学史上称十八世纪为“欧拉时代”。欧拉出生于瑞士，31岁丧失了右眼的视力，59岁双眼失明，但他性格乐观，有惊人的记忆 力及集中力。他一生谦逊，很少用自己的名字给他发现的东西命名。不过还是命名了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常数——e。

关 于e，以前有一个笑话说：在一家精神病院里，有个病患整天对着别人说，“我微分你、我微分你。”也不知为什么，这些病患都有一点简单的微积分概念，总以为 有一天自己会像一般多项式函数般，被微分到变成零而消失，因此对他避之不及，然而某天他却遇上了一个不为所动的人，他很意外，而这个人淡淡地对他说，“我 是e的x次方。”

这个公式的巧妙之处在于，它没有任何多余的内容，将数学中最基本的e、i、pie放在了同一个式子中，同时加入了数学也是哲学中最重要的0和1，再以简单的加号相连。

高斯曾经说：“一个人第一次看到这个公式而不感到它的魅力，他不可能成为数学家。”

No.1 麦克斯韦方程组（The Maxwell’s Equations）

积分形式：

微分形式：

任何一个能把这几个公式看懂的人，一定会感到背后有凉风——如果没有上帝，怎么解释如此完美的方程？这组公式融合了电的高斯定律、磁的高斯定律、法拉第定律 以及安培定律。比较谦虚的评价是：“一般地，宇宙间任何的电磁现象，皆可由此方程组解释。”到后来麦克斯韦仅靠纸笔演算，就从这组公式预言了电磁波的存 在。我们不是总喜欢编一些故事，比如爱因斯坦小时候因为某一刺激从而走上了发奋学习、报效祖国的道路么？事实上，这个刺激就是你看到的这个方程组。也正是 因为这个方程组完美统一了整个电磁场，让爱因斯坦始终想要以同样的方式统一引力场，并将宏观与微观的两种力放在同一组式子中：即著名的“大一统理论”。爱 因斯坦直到去世都没有走出这个隧道，而如果一旦走出去，我们将会在隧道另一头看到上帝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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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丛远新

(一)、境界

这些天一直忙得焦头烂额，所以没打算在十月份之间认真写博文。可今晚无意中瞥了置顶博文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很吃了一惊，这与我自己所学、所思差别太大了。

首先，就标题“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本身就是错误，正好与事实相反。研究表明，相较于老年人，年轻人最大优势在于更强的专注能力，更容易持续地全身心地做好一件事情不受干扰，而老年人就相去甚远，中年人其次。但年轻人在一心多用方面的优势并不明显。而科研需要的就是全身心的持续专注能力，这正是年轻人的最大优势。也就是说，年轻人更易玩好科研，更容易达到科研的最高境界。事实上，至少我所了解的物理、数学等多个领域都是如此：

物理领域最伟大的当数牛顿和爱因斯坦，而牛顿最伟大的三项发现全都在22岁至24岁时取得，爱因斯坦最伟大的三项成就全都在26岁一年取得，其他类似的案例非常多。
数学领域荣获沃尔夫奖的还有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最伟大的数学家”——丘成桐、被美国2008年探索杂志评为最聪明的年轻科学家——陶哲轩，他们最伟大的成就同样在年轻时取得，所以丘成桐特别关注和支持中国年轻学者。
电气接地领域最强者属武汉大学和长江水利委员会，我所知道的几个牛人成就也都是在年轻时取得的。
就我自己而言，电气接地之所以能达到今天如此可观的水准（至少能自己编程解析复杂的双层甚至多层土壤电阻率，国内教授大多不具备相应水准），不是源于这么多年持续的努力，基本得益于刚开始工作的两年的不断的超越和突破，之后便懈怠了，于是就一直维持着相应水平。
那么，年轻人如何玩出科研的最高境界呢？道理谁都懂。就是秉着“思想自由、人格独立”之精神，以自己最喜欢（或者说最擅长）的方式学习、研究（如此可避免爱因斯坦搞文学、比尔盖茨搞艺术的错误）。因为喜欢，所以能幸福地沉迷于其中，自然会不断地去超越和突破以期获取更大的幸福感，自然会在更大的振奋快感的驱动下取得更大的成就，如此良性循环，自然会源源不断地取得进步。

因此，大师、大牛得玩科研，年轻人更得玩科研。玩科研的关键不在于现在水准有多牛，而在于能否以自己最喜欢和擅长的方式去学习和研究，在于是否有一颗源源不绝的进取心。没了进取心，便再也不会有新的成就，大牛、院士、大师甚至诺贝奖获得者都与普通技工、教师无异了，拥有进取心，谁都科研玩科研，就这么简单。

（二）、误区

如上所说，要想玩好科研，就得保持在高度清醒、振奋的最佳状态，这最易攻占难题，是一种最健康的状态，也是最年轻的状态。为此，就得运动好、休息好（运动休息促进智力的作用意义已被大量科研数据所证实），从而将自己调节并保持在相应最佳年轻、健康状态。所以，文中列举的爱因斯坦酷爱走路，陶哲轩很注重休息和瞌睡。

所以，“玩科研是种境界，年轻人一时学不来”中“要像打工一样学习的理念”（要像富士康的打工仔那样，每天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一直工作，天天如此，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直到彻底干出结果。科研就像烧开水，你必须一鼓作气烧到100度让它开，否则，你烧到80度又停一下，它马上又退回到原来的温度了。”）是有问题的。长期的艰辛努力固然必要，但是，像打工一样持久底下的疲劳战更有可能塑造一辈子平平庸庸的打工仔。如果像打工一样学习合理，那么，以勤劳、刻苦著称的中国人科研水准早就是世界一流了。

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接受正规训练的象棋、乐器演奏学员往往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过数十年功底的业余选手，因为前者始终处在不断的超越和突破中，后者尽管练习时间长，但更多地处在松懈中打疲劳战，只知勤奋和刻苦，却忽视了更为关键的超越和突破。

所以，成才的关键在于精益求精，在于不断的超越和突破，得不断提高修为和境界。千万不能打疲劳战，一旦觉得效果不明显、难有收获时，就得放松休息，待状态恢复后再来。事实上，上面提及的世界级天才陶哲轩就是这么做的，他只在状态极好时，才会静心写篇苦思已久的论文。如果状态不佳，他只会发发邮件、散散步甚至打个盹，对于那些迟迟难以解决的复杂问题，他甚至会放弃多年后再来做，总之只做可以不断超越和突破且又力所能及的事情。

连陶哲轩这样的世界级天才也只能在状态最佳时做好最有挑战意义的事情，我们常人就更不必说了。否则，不仅难有所成，还会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断不可取。

外一则

作为一物理学大师，卢瑟福不仅自己获得诺贝尔奖，而且还为科学家培养出大批优秀科学家，其中13位先后获得诺贝尔奖，不管是在人类科学史上还是人才史上，都极为罕见。
他是一位伟大的老师，他把他的知识，智慧和诚挚的心献给了他的学生，他只要接受了学生就会负责到底。他协助学生选课题，并亲自辅导，以至于他的一个学生说：“即使最平凡的人在他这里都可以取得非常的成就”。所以，他能培养出13位诺贝尔奖得主和大批优秀科学家绝非运气，而是伟大的付出，这其中当然蕴含了至高的智慧，引导学生自由独立思考的至高智慧，该智慧为灵活学习和创造性探索的源泉所在。
下面一则广为流传的故事足以说明问题：
一天深夜，卢瑟福走进实验室发现医学生仍然伏在工作台上，询问后知道他在工作。
卢瑟福又问：
“那你白天做什么呢？”
“在工作。”
“那你早晨再也工作吗？”
“是的，教授，我早晨也工作。”
卢瑟福略为迟疑了一下，随即问道：“那么，这样一来，你用什么时间进行思考呢？”
一个负责的导师应能像卢瑟福一样将其杰出的智慧和诚挚献给学生！
所以，建议一些老师，如果您自己不懂得如何玩科研，年轻时没有多大成就，那最好还是跟学生讲讲那些有成就者的学习方式吧，否则，很有可能反过来影响学生。至少“要像富士康的打工仔那样，每天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这样的建议是非常糟糕的，即使是天才，也只能被这种平缓得死寂且不健康的方式塑造成庸人，除了落得每天“刻苦学习”的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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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单身科学家

朱猛进

最近段振豪事件闹得沸沸扬扬，这不得不让人联想起科学界男女的那些轶事儿。这两天科学网上对于男女的事儿谈得够多了，今天另辟蹊径，专门来谈谈科学史上的那些伟大的“光棍”科学家们——《科学史上最伟大的十位单身科学家》。

（一）牛顿

牛顿是科学史上最伟大的科学家，时至今日全人类最多只有2－3位科学家勉强具备与他争夺第一头衔的候选资格。牛顿终身未娶，也没有亲近女色的任何记录,只是据说少年时曾经暗恋过斯特莉小姐，他孤身一人走完了伟大的一生。牛顿是科学的化身，他年轻时的全部精力都用于科学研究，根本就挤不出任何时间浪费在结婚、生子上面。

有人说，因为有了牛顿，全世界所有的独身者，都将不再孤单！诚如斯言哉！

（二）诺贝尔

诺贝尔这个每年都要刺痛中国人神经的名字对中国人来说再熟悉不过了，其知名度恐怕比牛顿、爱因斯坦还要高。诺贝尔靠倒腾、贩卖硝化甘油起家，超级有钱，钱多得连死的时候棺材都塞不下，没办法只好设置了让人人流口水的炸药奖。诺贝尔没有结婚，但他不是不想结婚，而是所受打击太大。初恋不幸，遭遇滑铁卢，后来深爱的可人儿也另嫁他人。有好事者杜撰，之所以炸药奖没有设置数学奖，正是因为夺他心上人的情敌是位数学家。伊人已逝，时光无法倒流，不设数学奖的真正原因已经不好考证了。

（三）孟德尔

现代遗传学的奠基人，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自幼家境贫寒，当然到了中年、老年也从来没有富裕过。为了方便业余有条件做点豌豆杂交试验，不得以选择牧师作为糊口的职业，因为牧师的身份和经济条件，终身未娶。

（四）卡文迪许

卡文迪许这个名字可谓如雷贯耳，因为为了纪念亨利·卡文迪许而建的卡文迪许实验室是生产诺贝尔奖的摇篮。卡文迪许在化学、物理学等领域都有着巨大的成就，比如他确定了空气的组成、测定了万有引力常数、推算了地球质量等等。他不修边幅，几乎没有一件衣服不掉扣子，他不善言谈、不善交际，直接在自己的床边做科学试验，过着奇特的隐居生活。这位号称“科学怪人”、“科学巨擘”、“最富有的学者，最博学的富豪”的科学巨匠最怕和女人接触，和女管家之间也只用纸条联系，所以他终身未婚。卡文迪许是科学史上最重量级的光棍之一。

（五）莱布尼茨

德国最重要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位举世罕见的科学天才，涉及领域涵盖法学、力学、光学、语言学等40多个领域，被誉为十七世纪的亚里士多德。“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就是他说的。最知名的是他与牛顿独立发明了微积分，共享微积分的发明权。

发明微积分的这对哥们儿真有点意思，牛顿不娶，他也不娶，不仅科学上与牛顿对着干，就连娶不娶老婆这事儿也要与牛顿对着干。

（六）图灵

大家都熟悉苹果机上那个被咬了一口的苹果图标，这个图标就是为了纪念吃沾染氰化钾的苹果而自尽的图灵。谁都知道图灵机、图灵奖，这位几乎家喻户晓的计算机科学之父、人工智能之父在学术上的贡献就不用多说了。图灵是一位怪才，行为举止常出人意料。他衣着随便、不打领带，他不善言辞，有些木讷、害羞，常咬指甲。图灵患有过敏性鼻炎，一遇到花粉就鼻涕、喷嚏不止，所以他常戴着防毒面具上班，招摇过市，构成了剑桥的一大奇观。

图灵是著名的同性恋者，他的死也因为同性恋。因为同性恋，所以终身未娶。

（七）特斯拉

特斯拉以发明交流电著名，他一生贡献巨大，独自获得1000多项发明专利，和发明大王爱迪生是同级别的重量级人物，他和爱迪生也是一对相互打压的超级大冤家，但他远没有爱迪生出名。“科学界普遍认为，人类有史以来的两个旷世奇才，一个是列奥纳多·达·芬奇，另一个就是尼古拉·特斯拉”。特斯拉还是超距武器的奠基人，“特斯拉利用一次人工诱发的地震，几乎将纽约夷为了平地”，他的很多研究成果至今还是美国军方的绝密资料。1912年，由于特斯拉和爱迪生在电力方面的贡献，两人被同时授予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两人都拒绝领奖，理由是无法忍受和对方一起分享这一荣誉。

天才出于勤奋，为了献身科学研究事业，他舍不得睡觉，每天只睡2个多小时，根本没有时间浪费在男欢女爱上，所以特斯拉终身未娶。

（八）笛卡尔

数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笛卡尔大家都很熟悉，他是解析几何的奠基人，“我思故我在”这句名言就是出自这位仁兄之口。因为笛卡尔坐标系，即使只读过中学的人，想忘掉这个名字几乎比登天还难。这位老兄年轻的时候唯一爱好就是思考、思考、再思考，到了40岁也思考得差不多了，于是开始和家佣同居，但没拿证，也属于终身未娶之列。

（九）帕斯卡

这位法国科学家可以用六个字概括：很悲壮、很天才。他3岁丧母，11岁写出《声音的本质》，16岁写出《圆锥曲线论》。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数字计算机，撰写了《流体平衡论》、《大气重力论》两部巨著，似乎是钱学森这一行的老祖宗。这位天才39岁就病逝了，从未恋爱，但与妹妹的关系过从甚密，我怀疑他心理上有点问题，有恋妹情节。

（十）达芬奇

普通大众记住达芬奇主要是因为蒙娜丽莎的神秘微笑。达芬奇除了是伟大的艺术家外，同时也是数学家、物理学家、医学家、工程师、建筑学家、寓言家、雕塑家、发明家、哲学家、音乐家、地理学家，他曾经搞过直升机、飞行器、热气球、攻城器、城市防御系统、排水系统，他还搞过人体解剖……。以前没有职业科学家，科学史上的一些牛人也多为各领域的通才，但鲜有人能超过达芬奇的。达芬奇是人类有史以来为数不多的几位超级旷世通才。

达芬奇终生未娶，至于原因嘛，据说性取向有点问题，只对帅哥感兴趣。

没有结婚的科学家还有很多。比如毕达哥拉斯这位知名的数学家，酷好旅游（借游学的名义），结果把娶老婆的事儿给忘了。

还有几个离不开女人但又不想承担婚姻责任的哥们儿，比如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意大利科学家伽利略，都搞不负责任的那套——同居不婚。

中国古代著名的科学家，创造中华四大发明之一的汉代发明家蔡伦也没有娶老婆，不过他是宦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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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省理工学院（MIT）于1951年在麻省的列克辛顿(Lexington)创建了林肯实验室。其前身是研制出雷达的辐射实验室。该实验室是联邦政府投资的研究中心，其基本使命是把高科技应用到国家安全的危急问题上。它很快在防空系统的高级电子学研究中赢得了声誉，其研究范围又迅速扩展到空间监控、导弹防御、战场监控、空中交通管制等领域，是美国大学第一个大规模、跨学科、多功能的技术研究开发实验室。

1957年该实验室建成全固态、可编程数字计算机控制的雷达系统(Millstone Hill radar)，实现了对空间目标的实时跟踪，既能跟踪苏联卫星的活动，也能监控卡那维拉尔角的火箭发射。后来，这发展成弹道导弹战略防御系统，其中关键性的技术是数字信号处理和模式识别。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林肯实验室开发了卫星通信系统，导致8颗实验通信卫星的发射。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实验室开始研究民航交通管制，强调雷达监控，进行恶劣气象的检测，开发了航空器的自动化控制装置。在20世纪80年代，实验室为克服大气紊流的影响，开发了大功率激光雷达系统。20世纪90年代，为NASA等开发了传感器。现在，林肯实验室则在开发陆地图像处理设备。

为了支持庞大的创新研究，林肯实验室一直保持了在基础研究上的领先地位，例如表面物理、固态物理以及有关材料的优势。它完成了开发半导体激光器的早期研究，设计了红外激光雷达，并开发了高精度卫星定位与跟踪系统。

林肯实验室在计算机图形学、数字信号处理理论以及设计与建造高速数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等方面做出很大的贡献。信号处理毕竟是实验室许多项目的核心技术，包括高吞吐率的通用信号处理器。它在语音编码与识别方面也有许多出色工作，为自动翻译开拓了道路。

林肯实验室绝大部分研究经费来自美国国防部，现在，MIT林肯实验室事实上是美国军事电子系统的大本营。

加州大学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重点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LANL）

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位于美国新墨西哥州首府圣塔菲西北56公里处，成立于1943年，以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原子弹而闻名于世。

洛斯阿拉莫斯是一个当之无愧的科学城和高科技辐射源。实验室在二战期间由罗斯福总统倡议建立，是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物理学家奥本海默是实验室的第一任主任。

该实验室是一所由能源部与加利福尼亚大学联合管理的多计划研究机构。其研究工作分两大类：武器研究，包括开发满足目前军事需要的核弹头、设计试验先进技术方案，以及通过相关科学技术领域的实验与理论研究，维持一项创新性武器研究计划；非武器研究，包括核裂变、核聚变、中等物理加速、超导、计算科学、生物医学、地球科学、非核能及基础能源科学等。

这里云集了大批世界顶尖科学家，目前该实验室雇员超过1.2万名，每年经费预算高达21亿美元。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Lawrence Berkeley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LBNL）　

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位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占地81公顷，毗邻旧金山湾。它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由伯克利代管。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是193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欧内斯特.奥兰多.劳伦斯先生于1931年建立的，早期关注于高能物理领域的研究，建起了第一批电子直线加速器，发现了一系列超重元素，开辟了放射性同位素、重离子科学等研究方向，成为美国乃至世界核物理学的圣地。它是美国一系列著名实验室：Livermore，Los Alamos，Brookhaven等实验室的先驱，也是世界上成百所加速器实验室的楷模。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现在研究的领域非常宽泛，下设18个研究所和研究中心，涵盖了高能物理、地球科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能源科学、材料科学等多个学科。劳伦斯伯克利实验室建立以来，共培养了5位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和4位诺贝尔化学奖得主。

阿贡实验室（Argonn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ANL）

阿贡国家实验室是美国政府最老和最大的科学与工程研究实验室之一——在美国中西部为最大。阿贡是1946年特许成立的美国第一个国家实验室，也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研究中心之一。过去半个世纪中，芝加哥大学为美国能源部及其前身监管阿贡国家实验室的运行。
阿贡是从二次世界大战曼哈顿工程的一部分，芝加哥大学的冶金实验室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战后，阿贡接受开发和平利用原子反应堆的任务。数年来，阿贡的研究不断扩大，包括了基础科学、科学设施、能源资源计划、环境管理、国家安全、工业技术开发等许多领域。阿贡有两个场所：位于伊利诺州的东场所，占地1500英亩，是美国能源部芝加哥工作办公室所在地；位于爱达荷州的西场所，占地约900英亩，是阿贡多数主要核反应堆研究设施的所在地。
今天，阿贡的雇员超过3500名，运行经费约为4.75亿美元，支持200多个研究项目，从原子核研究到全球气候变化研究。1990以来，阿贡曾与600多家公司、无数的联邦政府部门以及其他组织一道工作。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Brookhaven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BNL）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位于纽约长岛萨福尔克县（Suffolk County）中部，原址为第一、二次世界大战时的美国陆军厄普顿兵营。该实验室成立于1948年，现隶属于美国能源部，由石溪大学和BATTELLE成立的布鲁克海文科学学会负责管理。

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拥有3台开展研究用的反应堆和同步辐射光源、强场核磁共振仪、投射电子显微镜、扫描电子显微镜、正电子断层成像仪、回旋加速器等一大批大型仪器和设备。除开创了核技术、高能物理、纳米技术等多个领域的研究外，该实验室还在生物、化学、医学、材料科学、环境科学、能源科学和技术等多学科开展研究。大科学装置群的强大支撑能力和多学科交叉的环境，使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在发展新型、边缘科学和突破重大新技术方面具有强大的能力，取得多项令世界瞩目的重大成果，并数次获得诺贝尔奖，成为著名的大型综合性科学研究基地。

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拥有3000名雇员，每年还接待全球的超过4000名科学家的访问。布鲁克海文的年度研究经费超过4亿美元。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Sandia National Laboratories）

桑迪亚国家实验室创建于1949年，它隶属于美国能源部核能安全管理局，它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核武器 – 确保其储存安全，可靠，并且可以支持美国的核威慑政策
不扩散和材料控制 – 减少大规模的核破坏，核事故的威胁及破坏环境的潜在核武器的扩散
能源和重要基础设施 – 加强能源和其他重要基础设施建设
紧急威胁处理 – 处理突发的、对国家安全具有威胁的紧急事故

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Pacific Northwest National Laboratory， 简称PNNL）

美国西北太平洋国家实验室隶属美国能源部，是国际著名研究机构，拥有4000多名科学家。其优势研究领域包括能源、环境、计算机、核能、放射化学等，特别是基础分子科学和计算机科学。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简称ORNL）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是美国能源部所属最大的科学和能源研究实验室，成立于1943年，原称克林顿实验室，是曼哈顿秘密计划的一部分，现由田那西大学和Battelle纪念研究所共同管理。

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期间，橡树岭国家实验室主要从事核能、物理及生命科学的相关研究。70年代成立了能源部后，使得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研究计划扩展到能源产生、传输和保存等领域。

目前，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的任务是开展基础和应用的研究与开发，提供科学知识和技术上解决复杂问题的创新方法，增强美国在主要科学领域里的领先地位；提高洁净大量能源的利用率；恢复和保护环境以及为国家安全作贡献。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许多科学领域在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它主要从事6个方面的研究，包括中子科学、能源、高性能计算、复杂生物系统、先进材料和国家安全。

橡树岭国家实验室现有雇员3800多人和客座研究人员大约3000人，年度经费超过10亿美元。

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oratory，简称JPL）

喷气推进实验室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帕萨迪那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开发和管理无人空间探测任务，行政上属于加州理工学院管理，前身是由航空大师西奥多.冯.卡门于1936年牵头成立的喷气动力研究所。在国际科技界，喷气推进实验室如雷贯耳，它在美国导弹和航天发展史上起到了空前的作用，尤其是1958年“探险者1号”进入轨道，确立了其作为“太空开发计划之母”的地位。目前喷气推进实验室共进行着45个项目的研发，各种无人探测器升空后的控制工作大都由其负责。它还担负着对地球准确测量的任务，控制着全球的深空探测网络。这里汇集了太空研究领域一流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员工总数超过5200人，年度研究经费达13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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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r Paul Nurse, President of the Royal Society,

Dear Fellows,

Your Excellencies,

Ladies and Gentlemen,

It gives me great pleasure to visit the renowned Royal Society today. I have just received the Royal Society King Charles II Medal. To me, it is not only a personal honor, but also a recognition of China’s advan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eed, it is a symbol of friendship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science communities, and I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appreciation to you for awarding me the medal.

The Royal Society is the most prestigious science institution in the UK and the oldest science society in the world. It is often associated with such towering figures as Isaac Newton, Charles Darwin, Albert Einstein and Stephen Hawking, who have made epoch-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 wish to also salute all the Fellows present today for you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in promoting human progress.

This is my fourth visit to the UK as China’s premier. During this visit, I have a very different impression from my last visit two years ago, in early 2009. Back then, the UK was hit by both a rare heavy snow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oming to London from Davos, I could sense anxiety and uneasiness in the air. I remember saying during that visit, “Confidence is more important than currency and gold.” But now back in mid-summer London, I can see that people have regained confidence. I greatly admire the UK’s efforts and achievements.

as to my country China, it has emerged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stronger and is now on a steady course of growth. Let me give you an example:

You may recall that on May 12, 2008, a devastating earthquake hit southwest China. Standing on the rubbles in Wenchuan, the epicenter of the quake, I said to the Chinese and foreign journalists, “Come back in three years’ time, and you will see a new Wenchuan.” Over the past three years, while fighting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we have mobilized the whole country to carry out reconstruction in the earthquake areas. Last month, I visited these areas for the tenth time. I saw decent housing apartments, solid school buildings and modern hospitals, and the local people were pleased with the reconstruction. I hope you will visit Wenchuan, where you will be overwhelmed by the miraculous transformation, and you will personally experience China’s vitality.

People outside China see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in China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different ways. There is also an intense interest in China’s future path. I wish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address this subject.

In the early 1980s, Mr. Deng Xiaoping, the chief architect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up program, proposed a three-step strategy for China’s modernization drive. The first step is to ensure adequate food and clothing for the people. The second step is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he third step is to achieve modernization and reach the level of medium developed countries by the middle of this century. The current period from 2010 to 2020 is a crucial one for China to build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Putting people’s interests first and promoting the wellbeing of the entire Chinese people — this is what the three-step strategy is all about. Following this path of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China will embrace an even brighter future.
Tomorrow’s China will be an economically advanced country with its people enjoying prosperity. To pursu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 people’s lives has always been the top priority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We will stick to scientific development, work hard to shift the mod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green, low-carb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We will expand domestic demand, particularly consumer demand, fully tap into the potential for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nd make consumption the fundamental driver of economic growth. We will redouble efforts to improve public welfare, create jobs, and develop education, health and other social programs on a priority basis. We will deepen the reform of income distribution, increase the income of urban and rural households and speed up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covering both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We will ensure that what is achieved in development will be shared by the Chines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old the key to China’s economic prosperit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adopted the National Medium-and Long-Term Program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Government R&D investment has reached nearly 100 b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past five years, growing at an average annual rate of 22.7 percent. Under the 12th Five-Year Plan which starts this year, R&D funding as a percentage of China’s GDP will rise to 2.2 percent from the current 1.75 percent. At the same time, we will accelerate the development of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with priority given to energy conserva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new generation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iotechnology, advance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new energy, new materials and new energy powered automobile. These efforts will boost our development at present, and provide strong support for our development in the long run.

Global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re also crucial for overcoming the financial crisis and ensuring stable, balanced and sustainable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world is seeing the advent of a new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a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Exciting breakthroughs will be made in many fields. This new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deepen our understanding of the universe, nature and ourselves as human beings. It will open up new frontiers, unleash productive forces, create new social demand and exert a profound impact on mode of production, way of life and way of thinking. The revolution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ll thus bring about a fundamental chang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society in the 21st centur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know no borders. Let us together embrace the arrival of this great era.

Tomorrow’s China will be a country that fully achieves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fairness and justice. The struggles against feudal autocracy in the human history gave birth to the concepts of democracy, the rule of law, freedom, equality and human rights. These ideas have greatly emancipated the human mind, although they may be achieved in different ways and forms in different societies and countries. People’s democracy is the soul of socialism. Without democracy, there is no socialism. Without freedom, there is no real democracy. Without guarantee of economic and political rights, there is no real freedom. To be frank, corruption, unfair income distribution and other ills that harm people’s rights and interests still exist in China. The best way to resolve these problems is to firmly advance the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and build socialist democracy under the rule of law.

We are committed to respecting and protecting human rights. Pursuant to the law, we protect the right of all members of society to equal participation and development. We will improve mechanisms for checking and supervising government powers so as to ensure that these powers entrusted by the people are exercised in people’s interests. China was long under the influence of feudalism.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he country went through the turmoil of the decade-long Cultural Revolution. Since China opened itself, some new developments and problems have occurred. To promote democracy, improve the legal system and strengthen effective oversight of power remains a long and arduous task for us. We need to create conditions for people to oversee and criticize the government to make the government live up to its responsibility and prevent corruption. With a keen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and democracy, people will spur social progress. The more the people participate in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affairs, the greater the momentum there will be to sustain social progress.

In recent years, while deepening the economic structural reform, we have actively and steadily advanced the political structural reform. Much progress has been made in making government decision-making sound and democratic and enhancing public oversight of the government. For example, we have made government affairs and budgets more transparent and introduced such practices as e-government, public hearing and expert consulting.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before I delivered the Report on the Work of the Government each year, I had an online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During this year’s dialogue with the public in spring on the website of the Xinhua News Agency, I received over 400,000 posts and more than 110,000 text messages, and the webpage was visited nearly 300 million times. I opened my heart to the people, and this direct engagement enabled me to learn about what is on their minds and what they want from the government. This helps the government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Tomorrow’s China will be a more open, inclusive, culturally advanced and harmonious country. A country or a nation will grow and progress only when it is open and inclusive. Only an open country can introduce all that is advanced and useful. And only an inclusive society can enrich and strengthen itself by drawing on the strengths of fine foreign cultures.

We should not only continue to open up in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fields, but also boldly learn from others in promoting cultural progress and social management. In its modernization drive, China has encountered various problems in he fields of energy, the environment, wealth distribution, judicial justice and government integrity. These are problems that many developed countries have run into before. We will learn from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while avoiding their mistakes. We will work with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common challenges facing the world.

We should create a better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a freer academic atmosphere in which people can pursue truth, exercise reasoning and respect science, in which the mysteries of nature, the laws governing society and the true meaning of life can be fully explored.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 in thinking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academic studies and research. It was in an environment of academic freedom that great scientists like Isaac Newton, who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human history, were able to bring out their best, probe issues not questioned by predecessors and blaze a new trail. In my recent conversation with some Chinese scientists, I called for creating an environment which encourages innovation, criticism and risk-taking and tolerates failure, an environment that encourages free exploration of new things and stimulates academic debate.

We have always called for respecting the diversity of civilizations and advocated dialogue,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 among them. The late Mr. Fei Xiaotong, a well-known Chinese sociologist, received his PhD at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1930s. Having gone through many vicissitudes in life, he concluded in his late years that “The world will be a harmonious place if people appreciate their own beauty and that of others, and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beauty in the world.” These thoughts best illustrate the open and inclusive mindset of China today.

Tomorrow’s China will be a country committed to peaceful development and ready to shoulder its responsibilities. To pursue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 strategic decision made by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d people in keeping with the trend of the times and based on our own interests. Only such a pursuit will enable China to embrac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nd achieve modernization. China’s peaceful development is an opportunity rather than a threat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China has become an engine driving global economic growth, having contributed to over 20 percent of world economic growth each year in the past five years. Since joining the WTO in 2001, China has imported close to 750 billion U.S. dollars of goods every year, creating over 14 million jobs for relevant countries and regions. China’s import is expected to exceed 8 trillion U.S. dollars in the next five years, and this will provide more business opportunities for other countries.

The 21st century should be a century of cooperation rather than conflict and rivalry. China is committed to upholding world peace. We have consistently called for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by peaceful means and opposed the use of force. China will work with the res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undertake responsibilities, meet challenges and mak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more equitable, just and inclusive.

Ladies and Gentlemen,

To build socialism with distinctive Chinese features is the solemn choice made by the 1.3 billion Chinese people. China owes the success of its transformation in the past 30-odd years to reform and opening-up. And China must deepen reform and opening-up to sustain its future development. Reform and opening-up will be carried out in the entire process of China’s modernization endeavor. To stall or reverse course is not an option for China. We must move on with confidence. Only by doing so can China turn itself into a prosperous, democratic, culturally advanced, modern and harmonious socialist country, and can the Chinese people enjoy a happy life with dignity in a more extensive way and at a higher level. Whatever difficulties and obstacles may lie ahead, they cannot block this historical process!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United Kingdom is a developed country and the first to achieve industrialization. Its advanced technologies and managerial expertise in research,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al services,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and its development of low-carbon economy can well meet China’s demand. On China’s part, its vast market, abundant human resources and huge development potential can help boost UK’s economic growth. The Chinese government encourages large Chinese companies,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to increase cooperation with their British counterparts. It also encourages more exchange of top-level talents and joint research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Francis Bacon said, “A wise man will make more opportunities than he finds.” The Chinese and British people, with vision and creativity, can certainly creat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lift our cooperation to a new level. I have every confidence in and great expectation for the future of China-UK relations.

Thank you.

温家宝总理在英国皇家学会的演讲（中文）

尊敬的纳斯会长，

各位会员、各位使节，

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应邀访问久负盛名的英国皇家学会，深感荣幸。刚才，英国皇家学会授予我“查理二世国王奖”。这不仅是我个人的荣誉，也是对中国科技进步的肯定，同时也是中英两国科技界友谊与合作的象征。对此，我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英国皇家学会，是英国最高科学学术机构，也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科学学会。牛顿、达尔文、爱因斯坦、霍金等科学巨匠，为人类科技事业发展作出过划时代的贡献。在座的各位会员，同样以自己的杰出成就造福社会。我向你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担任中国总理以来，这是我第四次访问贵国。这一次和上一次时隔两年，感觉大不相同。２００９年初，贵国遭受一场罕见的大雪，同时也经历着国际金融危机的煎熬。我从达沃斯到伦敦一路走来，感受到一种忧郁不安的气氛。我当时说，“信心比货币和黄金更宝贵”。如今仲夏的伦敦，人们又恢复了往日的从容和自信。我对贵国应对危机所作的努力和可喜进展，表示由衷的钦佩！

我要告诉朋友们的是，经过这场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中国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了。在这里，我想说一件事。

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中国西南部发生毁灭性的特大地震。当时，我站在震中汶川的废墟上，对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说，“过三年再来，一个新的汶川会拔地而起”。三年过去了，我们一边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一边举全国之力进行灾后重建。上个月，我第十次来到震区，欣喜地看到：灾区最漂亮的是住房，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满意的是居民。我邀请在座各位朋友，有机会到中国汶川走一走、看一看。如果你们身临其境，一定会为这里发生的奇迹感到震撼，也会从中真实地感受到中国的生机和活力。

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变化，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解读；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人们也非常关注。我愿意借今天这个机会，谈谈我的看法。

上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提出我国现代化进程分“三步走”的战略构想。第一步，基本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三步，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水平。２０１０年到２０２０年，是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阶段。“三步走”战略的核心和本质，都是坚持以人为本，增进全体中国人的福祉。沿着这条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前进，中国必将会有一个更加光明的未来。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经济发达、人民富裕的国家。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不断改善人民生活，始终是中国政府的第一要务。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走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道路。我们将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动力。我们将更加注重改善民生，努力扩大就业，优先发展教育、卫生等公共事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让各族人民共享发展成果。

中国经济的振兴和可持续发展，根本靠科技。中国政府已经制定并组织实施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我们持续增加科技投入，近五年，中央财政共投入近１０００亿美元，年均增长２２．７％。从今年开始实施的“十二五”规划，我们力争把研究开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现在的１．７５％提高到２．２％。同时，我们将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现阶段重点培育和发展节能环保、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设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产业。所有这些，都将促进当前发展并为长期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从世界范围看，克服国际金融危机，保证经济的稳定、平衡和可持续发展，根本也要靠科技。当今世界正处于新科技革命的前夜，新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初现端倪，诸多领域正酝酿着激动人心的重大突破。这场新科技革命，必将进一步深化我们对宇宙自然和人类自身的认识，必将开辟生产力发展的新空间，创造新的社会需求，必将深刻影响人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从而从根本上改变２１世纪人类社会发展进程。科技无国界。让我们共同迎接这一伟大时代的到来！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充分实现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的国家。在人类历史上，在反对封建专制斗争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权等观念，是人类精神的一次大解放。只是不同社会、不同国家，实现的途径和形式有所不同。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真正的民主离不开自由。真正的自由离不开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的保障。坦率地说，目前中国社会还存在着贪污腐败、分配不公以及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的种种弊端。解决这些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坚定不移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国家。

我们要尊重和保障人权，依法保障全体社会成员平等参与、平等发展的权利。我们要健全对政府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机制，保证人民赋予的权力真正为人民谋福利。中国曾经是封建主义影响很深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后曾经历十年“文革”的浩劫，在开放的环境下又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加强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仍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我们要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和批评政府，使政府不敢懈怠、避免产生腐败。人民的责任感和民主精神，将带动社会的进步。人民参与社会管理和公共事务越多，推动社会进步的能量就越大。

近些年来，我们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在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民主化，加强人民对政府的监督等方面，也有许多进步。例如，实行政务公开，政府预算公开，推行电子政务、听证制度和专家咨询制度等。我已连续三年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之前，在网上同网民交流。今年春，我在新华网在线交流时，收到网民来贴４０多万条，手机信息１１万多条，页面访问量近３亿人次。同这些普通民众的交流，是心对心的交流，可以直接体察人民的喜怒哀乐和对政府的诉求，有利于改进政府工作。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更加开放包容、文明和谐的国家。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只有开放包容，才能发展进步。唯有开放，先进和有用的东西才能进得来；唯有包容，吸收借鉴优秀文化，才能使自己充实和强大起来。

我们不仅要在经济领域、科技领域继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在文化建设、社会管理等领域也要大胆博采众长。中国在推进现代化过程中遇到的诸多问题，如能源问题、环境问题、贫富差距问题、司法公正问题和廉政问题等，许多发达国家都曾经遇到过。对各国的成功经验，我们要认真借鉴；对别人走过的弯路，我们不应重复；对世界面临的难题，我们要同国际社会一道来破解。

我们要创造更加良好的政治环境和更加自由的学术氛围，让人民追求真理、崇尚理性、尊重科学，探索自然的奥秘、社会的法则和人生的真谛。做学问、搞科研，尤其需要倡导“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正因为有了充分的学术自由，像牛顿这样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伟大影响的科学家，才能够思潮奔腾、才华迸发，敢于思考前人从未思考过的问题，敢于踏进前人从未涉足的领域。不久前，我同中国科学家交流时提出，要大力营造敢于创造、敢冒风险、敢于批判和宽容失败的环境，鼓励自由探索，提倡学术争鸣。

我们历来主张尊重世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合作。我国已故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上世纪３０年代曾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一生饱经沧桑。他在晚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世界大同。”费老先生的这一人生感悟，生动反映了当代中国人开放包容的胸怀。

未来的中国，将是一个坚持和平发展、勇于担当的国家。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政府和人民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是中国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最终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和平发展，对世界不是威胁，而是机遇。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近五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在２０％以上。自２００１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年均进口近７５００亿美元商品，为相关国家和地区创造了１４００多万个就业岗位。未来５年，中国进口规模累计有望超过８万亿美元，将给世界各国带来更多商机。

２１世纪应是合作的世纪，而不是冲突和争霸的世纪。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坚定维护者。我们一贯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反对使用武力。中国将同国际社会一道，共担责任、共迎挑战，继续推动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平、公正、包容的方向发展。

女士们、先生们：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庄严选择。中国３０多年的变化，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未来的发展，仍然要靠改革开放。改革开放，要贯穿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始终。倒退没有出路，停滞也没有出路。只有坚定信心、继续前进，中国才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国人民才能更加普遍和以更高水准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尽管前进的道路上还会有这样那样的艰难险阻，但这一历史进程不可逆转！

女士们、先生们：

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工业化的发达国家，在高科技、高等教育、金融服务、医疗卫生、低碳经济等领域，都具有中国所需要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中国广阔的市场、丰富的人力资源和巨大的发展潜力，可以为英国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中国政府积极推进大型企业、研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同英国的合作，鼓励双方高端人才的交流和合作研究。

英国伟大思想家培根说过，“智者创造机会，而不是等待机会”。富有思想和智慧的中英两国人民，一定能创造更多的机会，推动两国合作迈上新的台阶！我对中英关系的明天充满信心，更充满期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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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修建水坝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人类文明过程必然要走的这条路。”

“洞庭湖即使没有三峡水库也是要消亡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这是自然规律。”

“反坝的声音是从美国来的，他们在美国没市场了，跑中国来。”

“怒江，建一连串梯级电站就是一连串明珠，对生态环境只会有利。”

“这次，为了下游的抗旱，大约损失了五亿度电，也是可以接受的。”

“我干过这么多的大坝，最睡得着觉的就是三峡大坝，没问题。”

南方周末记者 吕宗恕

这就是三峡，从工程动议第一天开始，争议与质疑，从未间断。

这还是三峡，哪怕成功蓄水至175米，哪怕全面实现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目标，仍无法消解公众对其诱发地震，改变库区气候，引发干旱等诸多疑惑。

三峡工程争议了多少年，陆佑楣辩护了多少年，争议声浪越大，辩护音调也越高。支持的人会说，这是权威的声音，因为他几乎全程亲历了三峡工程的建设运行，有调查才有发言权；反对的人则指责，这是替利益代言，他曾是三峡开发总公司的负责人，岂有自己反对自己的道理。

2011年6月，长江中下游已是旱涝急转，那场大旱引发的争议仍未完全平息，被视为挺坝阵营的中国大坝协会的学术年会即选址三峡库区，论战三峡，颇具意味。

参会的陆佑楣院士坦言，“三峡工程遇到了新一轮风波”，他为之辩护时，也不忘说“自己是要承担责任的”，却又终于忍不住感叹，为什么要妖魔化三峡工程？

他评价曾经的三峡工程反对派黄万里时说，“再伟大的科学家，再伟大的教授，不是百分之百一辈子都没有错误。”同样的，他和他坚定支持三峡的言论，也将面临历史的检验。

反对三峡没有道理

南方周末：不久前的长江中下游大旱，引发了新一轮对三峡工程的争议，你的态度呢？

陆佑楣：三峡风波由来已久。不仅对三峡，对大坝、水坝争论也由来已久，这些争议发源于美国，美国在修建大坝的时候就有绿色和平等组织起来反对，他们认为好好的河流应该让它自由奔腾，为什么非要堵住它？

他们不了解情况。全世界现在很大一部分人用水量不够，怎么来解决这个矛盾，要靠水坝，就像银行，可以储蓄货币，起调节作用，水库、水坝、水电站从本质上没消耗一立方水，没有化学过程，全是物理过程，不像化石能源，要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废气。修建水坝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是人类文明过程必然要走的这条路，现在全球在建大坝还有一千多座，一味反对大坝没有道理。

南方周末：但是今年反对声音跟往年不一样，好像更激烈？

陆佑楣：今年旱灾，一说是因为三峡蓄水，造成长江水位低，拉空湖水。还有说，自从有了三峡水库所以气侯变了，水也不给下游，这两个都站不住脚，要讲科学。

干旱因为气侯变化，气象权威部门已说了跟三峡没有关系。长江水位实际情况是由于三峡向下游补水抗旱，增加了下游的流量，这一枯水季向下游补了200亿立方米的水，没有三峡水库下游就得不到这么多补偿。

南方周末：6月初我曾到鄱阳湖采访，连当地湿地管理局的官员都说，鄱阳湖今年的大旱和三峡有关系。

陆佑楣：这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对三峡水库运行情况缺乏了解。今年上游来水量小，去年汛后水库水位175米，库容393亿立方米。长江每年水量是4500亿立方米，这393亿立方米相对总水量而言是一个很小的数量。水库每年都在更新，没有挡住水。每年9月份后进入枯水期，把汛期尾巴的水存起来，用到今年汛期以前，这是多好的事情，怎么下游少下点雨，就说是三峡水库造成的呢？

南方周末：有一种说法，说三峡蓄水后导致下游湖泊枯水期提前，引发严重干旱，就像洞庭湖，面积缩小了那么多。

陆佑楣：本来长江没有洞庭湖，而是云梦泽，云梦泽是一块低洼地，长江分洪后来演变成洞庭湖。

为什么洞庭湖会逐步干涸、缩小？没有三峡水库时，汛期大量洪水夹带泥沙进入洞庭湖，等洪峰过去，湖水又回到了长江里，部分泥沙留在洞庭湖，这样逐年累月地淤积，湖水面变小，变浅，加上围垦、围湖造地，所以洞庭湖即使没有三峡水库也是要消亡的，只是时间长短问题，这是自然规律。事实上，有了三峡水库，反而可以延缓它的寿命。

南方周末：有人难免担心，三峡公司会不会因为考虑到发电经济效益，而不愿意放水，影响抗旱的公共效益。

陆佑楣：实际上由于下游干旱，三峡把去年存的水多放了200亿立方米出来。放水对三峡工程没有太大影响，就损失了一些水头，但还是通过水轮发电机，所以不要把这些矛盾夸大，就算有影响，为了下游的抗旱，大约损失了五亿度电，也是可以接受的。

被误解和被炒作？

南方周末：这几年干旱下来，看三峡工程的作为，有人认为，三峡工程是“反控工程”，该下泄时没有下泄。

陆佑楣：正好反过来，该下泄时候泄，该削的时候就削。人是聪明的，哪有人这么笨，为了发电不顾下游干旱全部蓄起来，没有这个道理。就是今年，三峡水库在下游干旱时补水，也没有损失多少电量，通过水轮机产生清洁的可再生能源，不排放二氧化碳，这是多好的事情。

南方周末：到底谁在妖魔化三峡？

陆佑楣：谁在妖魔化三峡，有部分媒体炒作误导的原因。也有一些反坝的人士来误导，反坝的声音是从美国来的，他们在美国没市场了，跑中国来，国内一些NGO接受了他们的资助，也替他们鼓吹反坝。

南方周末：尽管你认为是部分媒体和NGO误解了三峡，可这些年的争议都是这样吗？

陆佑楣：有地震说是三峡工程引起的，比如汶川地震，距离三峡大坝有700公里，根本不在一个构造板块上。有一年洞庭湖出现鼠害也说跟三峡蓄水有关，是完全没有科学依据的，但有时候你要花很多口舌去解释。

南方周末：以前主要是民间声音，可以说是误解，但这次争议的源头是严肃的国务院《三峡后续工作规划》。

陆佑楣：这次国务院常务会议首先是肯定，你不看主流肯定了三峡工程建设的成效，发挥的作用。第一句话不看，就拿后面说。国务院提出应该注意存在的问题，都是应该的。

我看一些媒体，尤其国外媒体说中国政府终于承认了三峡工程的问题，这就是误读、曲解了。

也有人在网上，在微博上说，你看现在领导一个也不去三峡了，害怕三峡，怕沾三峡的边，好像三峡出了多少问题，这都是瞎说的。领导天天盯着三峡工程干啥，建设过程本来很平凡，建成前已经来过多次，还来干什么。可经媒体一炒作，好像就是中国政府承认三峡工程出问题了。哪有什么问题？

南方周末：为什么反对大坝的声音从不间断？

陆佑楣：现在已经在建电站的河流这么多，金沙江只有一条，怒江还没建，怒江是很好的一条河流，建一连串梯级电站就是一连串明珠，对生态环境只会有利，不会不利，也不会改变三江并流，又可以得到1000亿度电，是清洁可再生的电能，比三峡的电还多一点。当然最后该不该建，由政治家来决定。

“不能总打三峡的主意”

南方周末：据报道，在《三峡后续工作规划》没有公布之前，湖北、重庆等省市对后续项目格外关注，也争得很厉害。

陆佑楣：我看到有报道说，库区一个县就提出要1000个亿。

重庆计划再移民400万，整个三峡后续规划移民部分才给120亿，重庆移民是好事，我赞成，但是不能打三峡的主意，好像是三峡有钱，这就不对。

这一次批准所谓的后续工作的投资1238亿，是不是够了，花完了又会动脑子，三峡工程是有明确建设目标和任务的工程，工程建完了就应该画句号。其它属于地方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范畴的事情，应纳入常态管理，不能都贴在三峡工程身上。

南方周末：这次风波会不会影响中国水电发展？

陆佑楣：中国水能资源也不是无限的。只因为它是可再生，所以取得的能量是无限的。中国水电资源从发展的眼光看，可以获得大概不到5亿千瓦，已经开发了2亿千瓦，还有3亿千瓦，你不得白不得。

如果经济和技术上都可开发的这5亿千瓦都开发了，相当于代替6亿吨标准煤。

南方周末：开发完了以后怎么办？

陆佑楣：那就没了。这是自然条件决定的，不用白不用，水电资源开发完了，但是能量是源源不断的，每年都有。

南方周末：现在几乎所有主要河流都要在建坝，生态怎么办？

陆佑楣：生态环境要科学对待。三峡工程论证过程已经把生态环境炒过多少遍，我认为最大问题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关系发生了变化，也就是生态移民。移民保护了1500万人口，保护了下游150万公顷肥沃的平原土地，淹没的是库区劣质的山谷陆地面积。

南方周末：可是也有人说库区有很多肥沃农田。

陆佑楣：峡谷里面哪有肥沃的土地，都是一些贫瘠的土地。移民是一个积极的因素，不要把它看成是一个消极的因素。

南方周末：还有一种说法，说三峡工程如果放在现在来决议有可能通不过？

陆佑楣：如果通不过，那也是各种社会因素造成。

南方周末：现在科学技术成熟，资金充裕，为什么会通不过？

陆佑楣：搞任何一项工程都需要有一定的公众认可度，而公众认可度要有一种动员力量才能够做出来，现在有些人就反对，而且他们的动员能力还挺强，有得扯不清。

南方周末：在未来水电开发中还有哪些问题值得注意？

陆佑楣：现在水电开发，穷山恶水，高山峡谷，地质地震，生态环境移民，没有一块好啃的骨头，都很艰难。只要搞能源都是高风险的工程。就有一个老外跟我说，烧煤发电是不可取，会污染大气，核电太可怕了，根本不能干，水电是破坏生态环境，也不能干，但是到了房间你还是要去开电灯。假如说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有点这样的想法可以。但是作为政策制定者你要讲科学的道理，你人类没有能源行吗？

“黄万里的判断是错误的”

南方周末：那中国大坝有存在的问题吗？

陆佑楣：就是要保证工程安全，追求安全是第一位的。尤其地质构造方面，原来勘探没有发现问题，到施工过程才发现，这说明前期工作还没有做到家。基础有点问题的，要采取工程措施来加固。应该把任何一个工程项目前期工作做透，不能盲目开工。

南方周末：有没有被历史证明是不应该建的，是失败的大坝？

陆佑楣：黄河三门峡水库就是一个失败的例子。其他小的水库可能还有，没有规划去干的，一场洪水就把它冲走了，这种是地方自己干的，管的也不够周到，有许多是病险水库，青海沟后水库不是垮了嘛。(此水库位于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共和县境内，坝高71米，1993年8月27日晚11时许发生溃堤事故，造成288人死亡。)

南方周末：黄万里先生生前告诫三峡的言论最近又被提起，你对此作何评价？

陆佑楣：黄万里是我们很尊敬的一位老教授，对水利工程有自己一些独特见解是对的，三门峡水库是一个典型的失败例子，如果当时听了他的话，就可能避免这个错误。

但是，再伟大的科学家，再伟大的教授，也不是百分之百在一辈子里都没有错误，这也不可能。他对长江三峡就混淆了，是不对的。

长江泥沙含量是黄河5%都不到。他年轻时候曾经当过一个测量队长，在岷江，在嘉陵江做过测量勘查，正好遇到洪水暴雨，看到大量滚滚石头冲到长江，因此他想如果三峡大坝建成后，这么多泥沙淤积三峡水库里面，后果就跟三门峡一样。这是没有后期科学分析导致对问题的看法质的不同。实际上，这么多泥沙专家做了大量科学实验，其结论表明三峡水库不会出现这个状况。现在三峡入库泥沙量比原来预计少了一半还多，泥沙专家组目前对泥沙问题也比较乐观。

南方周末：他似乎还预言三峡大坝运行一段时间会被炸掉。

陆佑楣：实际不可能，一、黄万里的预言判断是错误的。二、实际情况也发生了很多变化，没有拦洪任务的情况下汛期洪水是敞泄的，大量泥沙都已排走。到汛期快结束时蓄水，这叫蓄清排浑，枯水期的水很清，再加上上游植被的保护、水土保持等一系列工作，以及干支流正在兴建其他水坝工程，泥沙入库量逐年递减，现在年均入库泥沙量只有2亿吨，本来是5亿多吨。

南方周末：长期这样积累，也不会淤满吗？

陆佑楣：不会，大概七八十年后，大坝泄水口以下不用的部分库容就会淤满，以后再来的泥沙就排走了，这是冲淤平衡。

最安稳的是三峡大坝

南方周末：在三峡工程建设过程中，有关报道说三峡能抵御百年一遇、千年一遇、万年一遇的洪水。而到旱季，说三峡工程也能缓解，可实际情况，似乎是旱涝都别指望三峡工程。

陆佑楣：这又是一种误导。

南方周末：就是说不要指望三峡工程有多大抗旱或防汛的能力。

陆佑楣：这个话应该不是搞水利的人说的。说多少年一遇的防洪能力就是一个误导，三峡大坝的设计标准是按照抵御万年一遇，再加上10%，比1870年还要大的洪水，用这个标准来保证大坝自身的安全，而不是指下游防洪功能。大坝本身不会溃坝，这是工程本身的设计标准，不是工程的防洪功能，要区别开来。所以一些媒体说你们不是说三峡能抵御万年一遇洪水，这是两回事。

那么，三峡工程防洪功能究竟是什么呢？比如荆江大堤的防洪能力，三峡建成后从原有十年一遇提高到百年一遇，如果超过百年一遇，荆江大堤及分蓄洪区的运用也要开闸分洪，不过这个概率很低。

南方周末：你说三峡大坝很安全，也就是让你放心。

陆佑楣：我干过这么多的大坝，最睡得着觉的就是这个坝，没问题。

南方周末：据称当年钱正英部长来时对包括永久船闸等附属设施质量是放不下心的，报道还说她是带着红牌来的。

陆佑楣：她是来检查工程质量的。

为了有一个准确说法，我跟总理提意见，建议国务院派一个权威专家组，每年跟踪三峡工程质量，每年如实向国务院写报告。总理后来批了，说三峡工程是千年大计，国运所系，跟国家的命运都联系在一起，这话说得是很重的，我要承担责任的。后来，增加了一个质量监督检查小组，一个最高层次的。

南方周末：最近这两年检查结果怎样？

陆佑楣：现在钱正英他们都退了，年纪太大，所以不常来了。这个组还有，每年来看一看，写一个报告给国务院。

南方周末：有没有出现新的问题或者预料不到的情况？

陆佑楣：没有。水轮机组非常平稳，大坝各部位运行观测都在正常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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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讲日期：2011年5月26日

译者：阮一峰

原文网址：http://news.harvard.edu/gazette/story/2011/05/text-of-ellen-johnson-sirleaf%E2%80%99s-speech/

【人物介绍】

埃伦·约翰逊·瑟利夫（Ellen Johnson-Sirleaf，1938年10月29日–），非洲女政治家，利比里亚总统。

生于利比里亚首都蒙罗维亚。毕业于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会计专业，同时也获得了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的经济学学位，后又拥有哈佛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

70年代，在利比里亚政府中担任驻联合国官员，后任财政部长。

1980年，利比里亚发生政变后，被迫流亡国外，先后供职于纽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以及世界银行。

1985年，回国竞选议员，但被当时的多伊政府以”肆意煽动”的罪名判处10年监禁。在美国的压力下，她在服刑两个月后获释，但仍受到跟踪和监视。

1989年，泰勒发动政变，推翻利比里亚政府，她被迫逃亡。

1997年，利比里亚举行总统选举，她作为13个总统候选人之一参加角逐，但因只得到10%的选票而未能如愿。

2005年，在第二轮总统选举中，以59.4％的选票当选为利比里亚新一届总统。她不仅是该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也是非洲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总统。

【正文】

President Drew Gilpin Faust, members of the Harvard Board of Overseers, members of the Harvard Corporation, faculty, staff and students, fellow alumni, members of the graduating Class of 2011, parents, family and friends, distinguished guests, ladies and gentlemen, friends:

福斯特校长，哈佛监管理事会的各位理事，哈佛集团的各位成员，各位老师，各位教工，各位同学，各位校友，各位2011级的毕业生，各位毕业生的家长和亲朋，各位贵宾，先生们，女士们，朋友们，

I am honored not only to be the 360th Commencement speaker at my alma mater, but to do so in the year Harvard University celebrates 375 years of preparing minds as the olde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 Thank you for the invitation and congratulations to you, Dr. Faust, the first female president of Harvard! It is a great privilege to share in Harvard’s distinguished and storied history. Harvard has produced presidents, prime ministers, a United Nations secretary-general, leaders in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church. But more than anything, Harvard has produced the men and women on whose talent our societies function — the leaders in law, health, business, government, design, education, spirituality, and thought.

我感到非常荣幸，不仅因为担任母校第360届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还因为赶上了哈佛大学—-这个美国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第375周年校庆。福斯特博士，您是哈佛历史上第一位女校长，谢谢您邀请我，向您表示祝贺。成为哈佛大学卓越传奇的历史的一部分，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哈佛培养了总统、首相、联合国秘书长、商界领袖、政界领袖、宗教领袖。但是更重要的是，哈佛培养了维持我们社会运转的各类充满才华的学生—-优秀的法律工作者、医生、商人、公务员、设计师、教育家、心理指导师和思想家。

An event four decades ago put me on the path that has led me to where I am today. I participated, as a junior official of Liberia’s Department of Treasury, in a national development conference sponsored by our National Planning Council and a team of Harvard advisers working with Liberia. My remarks, which challenged the status quo, landed me in my first political trouble. The head of the Harvard team, recognizing, in a closed society, the potential danger I faced, facilitated the process that enabled me to become a Mason Fellow at the Kennedy School of Government. The Mason Program provided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 diversified curriculum for a master’s degree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Perhaps more importantly, in terms of preparation for leadership, the program enabled us to learn and interact with other Fellows and classmates who represented current and potential leaders from all continents.

四十年前的一件往事，让我走上了今天的道路。当时，我作为利比里亚财政部的低级职员，参加了由我们的”国家规划委员会”赞助的一次国家发展会议，与一组哈佛大学的顾问一起在利比里亚合作。我在发言中批评了政府，这使我遇到了人生第一次政治麻烦。哈佛顾问团的团长看出了这一点，在一个封闭的社会中，我可能会遭受到危险，他设法让我成为肯尼迪政府学院的梅森研究员。梅森项目使我有机会学习多种课程，得到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它的更重要的作用，可能是培养领导能力。这个项目使我们与其他研究员和同学一起学习和互动，如今他们正在或将要走上各国政治领袖的位置。

I engaged, thrilled to be among the world’s best minds, yet overwhelmed by the reality of being a part of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institution of learning. As a result, I did things that I should have done, like studying hard, going to the stacks to do the research for the many papers and for better knowledge of the history of my country. I notice a few blank stares — evidence of the generation gap — so let me explain: the stacks contained books, which people used to write, and other people used to read, before Google Scholar was created. I also did things that I should not have done, like exposing myself to frostbite when I joined students much younger than I to travel by bus to Washington, D.C., to demonstrate against U.S. involvement in the Vietnam War.

与全世界最优秀的人在一起，成为世界最富盛名的教育机构的一份子，让我兴奋异常，全身心地投入，忙得不可开交。因此，我不仅做那些应该做的事情，比如刻苦学习、阅读一堆堆与研究项目和祖国历史有关的文献。（我看到有些听众不太理解的眼神，这就是”代沟”了，让我来解释一下，所谓”一堆堆”是指里面有很多书籍。Google学术搜索诞生之前，人们习惯写作和阅读书籍。）我还做那些本不应该做的事情，比如与许多比我年轻很多的学生，一起坐巴士，去华盛顿游行示威，反对美国卷入越南战争，这让我得了冻疮。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achieving all that I have, without the opportunity to study at Harvard. It is, therefore, for me a profound honor to be counted as an alumna. I salute my fellow graduates who share that rich heritage of academic excellence and the pursuit of truth.

如果没有来到哈佛学习，很难想象我会得到今天的成就。因此，能够被哈佛承认为校友，对我来说是一种特别的光荣。我向那些一起毕业的同学致敬，他们继承了学术传统，追求真理，发扬光大了哈佛精神。

In preparation for this Address, I was pleasantly surprised to learn how far back Liberia’s connection to Harvard go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iberia College (now the University of Liberia) in 1862, the second-oldest institution of higher learning in West Africa, was led and funded by the Trustees of Donations for Education in Liberia. Simon Greenleaf, the Harvard College law professor who drafted Liberia’s Independence Constitution of 1847, was the founder and president of the Trustees of Donations for Education in Liberia.

准备这篇演讲稿的过程中，我很高兴和震惊地了解到，利比里亚与哈佛大学的联系可以追溯到非常久远之前。利比里亚学院（现为利比里亚大学）成立于1862年，是西部非洲第二古老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所学校是由”利比里亚教育基金会”资助和领导的，而这个基金会的创始人和主席是Simon Greenleaf。他是哈佛大学法学教授，在1847年起草了利比里亚独立宪章。

The first Liberian graduate of Harvard did so in 1920, and since then there has been a steady trail of Liberians to Cambridge. Most of them returned home to pursue successful careers.

1920年，第一个利比里亚学生从哈佛大学毕业。此后，一直不断有利比里亚人来到坎布里奇求学。他们中的大多数后来都回国，取得了事业的成功。

Thank you, Harvard, and thank you to the many Mason Program professors, dead and alive, for the compliments you paid when my papers and interventions were top rate, and for the patience you showed when I struggled with quantitative analysis.

感谢你，哈佛大学。感谢许多已故和健在的梅森项目教授，感谢你们对我的论文和其他活动的高度评价，感谢你们在我学习数量分析遇到困难时显示的耐心。

The self-confidence, sometimes called arrogance, that comes from being a Harvard graduate can also lead one down a dangerous path. It did for me. One year after my return from Cambridge, I was at it again, in a Commencement Address at my high school alma mater. I questioned the government’s failure to address long-standing inequalities in the society. This forced me into exile and a staff position at the World Bank. Other similar events would follow in a life of in and out of country, in and out of jail, in and out of professional service. There were times when I thought death was near, and times when the burden of standing tall by one’s conviction seemed only to result in failure. But through it all, my experience sends a strong message that failure is just as important as success.

毕业于哈佛，给人带来的自信（有时是自大），也能使人走上一条危险的道路。我就是这样。我从哈佛毕业回国一年后，又不得不再次来到美国。原因是我参加高中母校的毕业典礼，质疑政府在改变社会长期以来不平等方面的完全失败。这使得我不得不流亡海外，在世界银行担任职员。后来又发生了许多类似的事件，使得我回国又出国、入狱又出狱、就业又失业。好几次我觉得离死不远，还有好几次自己的坚定信念看来只会导致失败。但是经过这一切，我的经历表达了一个强烈的信息，那就是失败同成功一样重要。

Today I stand proud, as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my country, Liberia. This has allowed me to lead the processes of change, change needed to address a long-standing environment characterized by awesome challenges: a collapsed economy, huge domestic and external debt arrears, dysfunctional institutions, destroyed infrastructure, poor 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hips, and social capital destroyed by the scourge of war.

今天我作为我的祖国利比里亚的第一位女总统站在这里，非常骄傲。这个职位允许我领导变革的进程，我的祖国需要变革，来面对现实中长期存在的许多巨大的挑战：崩溃的经济，巨大的国内外逾期债务，丧失功能的各种机构，被摧毁的基础设施，脆弱的地区和国际关系，毁于战火的各种社会资源。

After election, I moved quickly in mobilizing our team, sought support from partners, and tackled the challenges. In five years, we formulated the laws and policies and strategies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We removed the international sanctions on our primary exports; introduced and made public a cash-based budget; increased revenue by over 400 percent; and mobilize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worth 16 times the size of the economy when I assumed office. We built a small and professional army and coast guard, and moved the economy from negative growth to average around 6 percent. We have virtually eliminated a $4.9 billion external debt, settled a large portion of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al debt, as well as domestic arrears and suppliers’ credit. We restored electricity and pipe-borne water, lacking in the capital for two decades; reconstructed two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rural referral hospitals; constructed or reconstructed roads, bridges, schools, training institutions, local government facilities, and courts throughout the country; established and strengthened the institutional pillars of integrity; decentralized education by establishing community colleges; brought back the Peace Corps; and mobilized financial and technical resources from U.S. foundations, sororities, and individuals for support of programs aimed at the education of girls, the empowerment of adolescent youth, and improved working conditions for market women.

当选后，我迅速动员我们的团队，向支持者寻求支持，应对各种挑战。在五年的时间中，我们制定了法律、政策和战略，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我们消除了主要出口商品的国际制裁，引入并公开了建立在现金基础上的财政预算，财政收入增加超过400%，动员的外国投资是我就职时经济规模的16倍。我们建立了一支小规模、专业化的军队和海岸护卫队，将经济从负增长提升到平均年增长6%左右。我们实际上消除了49亿美元的外债，解决了大部分的国际机构欠款，以及国内的逾期债务和供应商的贷款。我们修复了电力和自来水系统，它们已经在首都缺失20年了；我们重建了两所现代化大学和农村的中央医院，修建和重修了道路、桥梁、学校、培训机构、地方政府设施、全国各地的法院；我们建立和加强了保证正义的一些体制措施；通过建立社区学院，让教育资源去中心化；让和平队重新回到利比里亚；动员了美国的基金会、联谊会和个人，提供资金和技术资源，支持那些教育女童、激励青少年、改进女性小贩工作条件的项目。

Nevertheless, the challenges for sustained growth and development remain awesome. Our stability is threatened by the thousands of returnees from U.S. prisons and regional refugee camps, the bulk of whom are lacking in technical skills. Our peace is threatened by the challenging neighborhood where we live: two of our three neighbors have either experienced, or narrowly avoided, civil war in the past year, and we patiently host their refugees, since not even a decade ago it was they who hosted so many of us. Implementation of our economic development agenda is constrained by low implementation and absorptive capacity, which means that we are not constrained by funding alone. Plans to enhance performance in governance move slower than desired due to long-standing institutional decay and a corrupted value system of dishonesty and dependency. The development of infrastructure is constrained by the high capital cost of restoration, brought about by the lack of maintenance and exacerbated by wanton destruction over two decades of conflict.

但是，可持续发展所面对的挑战，依然巨大。从美国监狱和其他地区的难民营回归的几千个人员，对我们的稳定有威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技能。我们的和平也受到邻国的威胁。去年，我们的三个邻国当中有两个，经历了或者惊险地避免了内战。我们忍耐地接受他们的难民，因为不到十年之前，正是他们接受了我们的大量难民。我们的经济发展规划，受到低下的学习和执行能力的限制，这意味着我们的困难并不仅仅是资金不足。提高政府表现的计划，比想象的进展缓慢，因为我们体制落后，而且还有不诚实、讲人情的腐败价值观。基础设施的开发，也受到巨大修复成本的制约，因为我们缺乏维修能力，而且过去二十多年的内部冲突带来的恶意破坏，使得情况大大恶化。

Yet, today, we are proud that young Liberian children are back in school, preparing themselves to play a productive part in the new Liberian society. Our seven-year-olds do not hear guns and do not have to run. They can smile again. We can thus say with confidence that we have moved our war-torn nation from turmoil to peace, from disaster to development, from dismay to hope. And it was the Liberian women who fought the final battle for peace, who came, their number and conviction the only things greater than their diversity, to demonstrate for the end to our civil war. I am, therefore, proud to stand before you, humbled by the success in representing the aspirations and expectations of Liberian women, African women, and, I dare to say, women worldwide.

但是，令我们骄傲的是，今天利比里亚的儿童已经重返校园，为建设一个新利比里亚做准备。我们的七岁儿童不会听到枪声，也不必逃亡。他们可以重新微笑。我们能够自信地说，我们已经令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从战乱走向和平，从灾难走向发展，从忧伤走向希望。正是利比里亚妇女，为和平进行最后的战斗，她们的人数和信念战胜内部的差异，她们终结了内战。因此，我非常骄傲地站在你们面前，为能够代表利比里亚妇女、非洲妇女、甚至全世界的妇女，而感到荣幸万分。

Today I stand equally proud, as the first woman president of our African continent, a continent that has embraced the process of change and transformation. I am proud that Liberia became a beacon of hope in Africa. With few notable exceptions, Africa is no longer a continent of countries with corrupt big men who rule with iron fists. It is no longer the Dark Continent in continual economic free fall, wallowing in debt, poverty and disease.

今天，我同样自豪地作为非洲大陆第一位女总统来到这里，非洲正在进入变革和转型的时期。我为利比里亚成为非洲希望的灯塔，而感到自豪。除了极少数突出的例外，非洲不再是独裁者一手遮天、腐败无处不在的大陆。它也不再是经济像自由落体那样下滑的黑暗大陆，不再沉溺于债务、贫穷和疾病。

When he addressed the Ghanaian Parliament in 2009, President Barack Obama reminded the people of Africa that it would no longer be the great men of the past who would transform the continent. The future of all of our countries is in the hands of the young people, people like you, Obama said, “brimming with talent and energy and hope, who can claim the future that so many in previous generations never realized.”

2009年，奥巴马总统在加纳议会致辞时，提醒非洲人民，这块大陆的变革不能再依赖过去的伟人。我们所有国家的未来，掌握在年轻人手中，就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奥巴马说：”你们充满才华、热情和希望，能够实现过去许多代人无法设想的未来。”

While many challenges persist, times have changed and the world you enter today, graduates of the Class of 2011, is much more accountable than the one we fac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year, 17 elections were scheduled across our continent. In 1989, there were three democracies in sub-Saharan Africa; by 2008, there were 23. That is progress. This is a significant improvement from the days when violent overthrows were the default means of transition. A clear example stands out in West Africa. Although they did not get as much focus as postelection violence in C?te d’Ivoire, Niger and Guinea proved exemplary where the military oversaw democratic elections, turned power over to the civilian government, and returned to the barracks. In the case of C?te d’Ivoire, the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 (ECOWAS) and the African Union recognized a nonincumbent as the legitimate winner. That, again, is progress.

虽然存在那么多挑战，但是时代已经变了，作为2011届毕业生，你们走进的世界远比我们曾经面对的世界更加合理。今年，非洲大陆计划中的民主选举有17次。1989年，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只有3次。2008年，就增加到了23次。这就是进步。在非洲大陆推行变革的方式，以前是暴力颠覆，相比那时，现在就是显著的改善。整个西部非洲的局势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虽然科特迪瓦选举后的暴力冲突得到了广泛报道，但是尼日尔和几内亚的例子才是主流，它们的军队监督了民主选举，将政权转移到了民选政府手中，然后回到兵营，它们可以充当楷模。就科特迪瓦而言，西非国家经济体和非洲联盟认可一个非现职的竞选人为当选者，这也是一个进步。

We also see evidence of this progress in the African economy, which has been growing at more than 5 percent over the past decade. A recent African Development Bank report measured the rise of the middle class in Africa, totaling 313 million out of 1 billion Africans. The countries experiencing exceptional growth in their middle class include Ghana, Mozambique, Mali, Tanzania, Cape Verde, Botswana, Burkina Faso, and Rwanda. This middle class is changing the face of Africa. We are moving away from dependence on extractive industries and agriculture. There is a rising consumer class that helped brace Africa during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This is emblematic not only of the progress in purchasing power in Africa, but in the progress that means you can still put food on the table for your family when the rains fail, that you can engage intelligently in political debates and hold your leaders accountable.

我们还看到了非洲经济的进步，过去十年它的增长率超过了5%。一份近期的非洲发展银行报告，研究了非洲中产阶级的崛起，10亿非洲人之中有3.13亿。加纳、莫桑比克、马里、坦桑尼亚、佛得角、博茨瓦纳、布基纳法索、卢旺达的中产阶级人数，都在史无前例地增长。我们正在摆脱对采掘业和农业的依赖。我们的消费者阶层正在不断扩大，有助于非洲度过这次全球经济危机。这不仅意味着非洲购买力进步，也意味着当天气变化时你可以在家里储存食物，还意味着你能理性地参与政治争论，使政治领导人负起责任来。

Instability and years of conflict in Liberia have pushed us to the bottom of this table in terms of the size of our middle class. We stubbornly refuse to accept this and are preparing a new development agenda that aims, through proper allocation of our natural resources, to graduate Liberia from development assistance in 10 years, and propels us to a middle-income country by 2030.

如果以中产阶级的人数衡量，利比里亚处在非洲的最底端，这是动荡和内乱导致的。我们绝不接受这种地位，正在准备一个新的发展规划，通过合理地分配我们的自然资源，争取用10年时间结束国际援助，到2030年使利比里亚成为一个中等收入国家。

As Africa charts its economic path, we are taking advantage of South-South partnerships as China, India, and Brazil, not to mention Nigeria and Ghana, become more significant partners in our economic expansion. Their experience is closer to ours, and our cooperation going forward will be crucial.

非洲正在选择它的经济道路，除了与尼日利亚、加纳进行经济合作以外，我们还充分利用与中国、印度、巴西的南南合作，它们日益成为对我们经济增长意义重大的伙伴。它们的经历与我们相似，我们之间进一步的合作将非常关键。

Even as the African renaissance appears on course, we must recognize that some of this progress is driven by the same forces of commodity demand that led to temporary gains four decades ago. We are the source of raw materials, now to India and China as well as the Western world, yet we generate the least profits from these exhaustible resources. Moreover, we remain vulnerable to external price shocks and receive very little transfer of technology, or growth in related industries. Until we begin to make products to sell, build better road and rail systems, and improve the easy movement of people and goods across our borders; until we supply the engineers and geologists and marketers of our resources, our middle class will remain stunted.

即使非洲的复兴看来理所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一部分经济增长来源于全球旺盛的商品需求，这种事情40年前发生过一次，只导致了一些暂时的增长。我们以前是西方国家的原材料来源，现在是中国和印度的原材料来源，但是我们从不可再生资源当中只获得了最微薄的利润。而且，我们对外部价格波动一直非常脆弱，引进的新技术或者相关工业的增长寥寥无几。只有我们能够生产出可销售的产品，修筑出更好的公路和铁路体系，培养出我们自己的开发资源的工程师、地质学家、销售员，我们的中产阶级才能持续成长。

In spite of these needs, and the fundamental economics of resource extraction, everywhere I travel in Africa, I see signs of a continent rising. We are producing more, manufacturing more, trading more, and cooperating more. Words like accountability, transparency, and reform are not just the calling card of some foreign donor; they are the words that must adjudicate closed-door decisions for those governments in Africa that seek re-election. There is a growing consensus on these issues, giving me great optimism about the future of Africa’s common economy and democratic prospects.

就算不考虑采掘业的影响，我在非洲各地都看到这块大陆复兴的迹象。我们有了更多的产品，更多的制造业，更多的贸易，更多的合作。诸如”责任心”、”透明性”、”改革”这样的词汇，不再只是外国援助者的专利，各国政府为了重新当选，使用这些词汇判断各种决策。人们在这些问题上，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请允许我对非洲未来的经济和民主抱有巨大的乐观。

I am excited about Africa’s future, and more so about Liberia’s future. In a few months, the Liberian people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select their political leadership. This means that Liberia will know a second peaceful democratic transition in six years: this in a country that was riven by political rivalries, tribalism, and civil war for two decades. It is, nonetheless, with cautious optimism that we approach this event and the future. Anxieties remain because we know that as impressive as Liberia’s rebirth has been, our achievements remain fragile and reversible.

我对非洲的未来激动不已，对利比里亚的未来更是如此。再过几个月，利比里亚人民将进行大选。这将是六年内通过民主选举的第二次政府和平过渡。这个国家曾经被各派势力四分五裂，部落林立，内战持续了20年。我谨慎乐观地估计，我们最终将迎来这个时刻，走向未来。担忧依然存在，因为我们知道虽然利比里亚的新生已经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但是我们已取得的成果非常脆弱，随时可被逆转。

I have no personal anxieties, however, for in a decades-long career in public service, I have learned many lessons that I can share with you today. In my journey, I have come to value hope and resilience. As an actor in Liberia’s history as it has unfolded over the last 40 years, I have seen these characteristics come full circle. I was there in the early ’70s, a decade after the independence movement had swept across Africa. Back then, the future appeared full of endless possibilities. Then across the continent there was a gradual descent into militarism, sectarian violence, and divisive ethnic politics. But I have been blessed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watch and participate as not only my nation but other African countries rise out of the ashes of war. With cautious optimism, it is my hope that I will continue to lead Liberia to consolidate and realize the dividends of peace.

不过，我个人并不担忧，我从事政治已经几十年了，有许多经验可以与你们分享。在我的经历中，我很看重始终抱有希望和自我修复能力。作为利比里亚历史中的一个角色，我已经演出40多年了，目睹了令人怀有希望的时刻不断出现。上个世纪70年代早期，我觉得是这样；十年后，独立运动横扫非洲，也是这样。当时，未来看上去有无限的可能性，但是接下来这块大陆就逐渐沦陷了，军国主义、宗教暴力、提倡分裂的种族政治占据了上风。但是，我很幸运能够目睹和亲身参与历史进程，看到我的祖国以及其他非洲国家，从战争的废墟上重新复苏。依然是出于谨慎的乐观主义，我希望接下来还是由我领导利比里亚，巩固和平，取得更多的成绩。

As much as I have lived and experienced, what you graduates will know and do will far exceed it. History, it seems, is speeding up. After graduation, you leave the relative security, predictability, and certainty of these walls for a world full of uncertainties. Across the globe, entire societies are being transformed, new identities forged, and national stories retold. People your age across the world are becoming increasingly vocal about how they are governed and by whom. Old templates of control have been overturned as States struggle internally with issues about national character and destiny. People who, heretofore, had no say in those conversations are asserting themselves and taking a place at the table, with or without an invitation.

虽然我经历过很多事情，但是你们这些毕业生的知识和成就将远远超过我。因为看起来，历史正在加速发展。毕业之后，你们将离开相对安全、讲究规则、充满确定性的校园，进入不确定的真实世界。全世界的各种社会都在转型，新的形态被锻造出来，各个国家都在被重新定义。全世界像你们这样年纪的青年，正在越来越多地提出自己的看法，关于社会怎样管理以及谁来管理。旧的控制模式已经被颠覆，关于国民性和国家命运的问题，正在各国内部引起激烈讨论。以前那些无法发言的人们，正走上发言台，提出自己的立场，不管有没有收到邀请。

Ten years ago, information about the tragic events of September 11 came to us mainly through traditional media: radio, television, and … cnn.com. There was no Facebook, no YouTube, no Twitter and all the other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that my grandchildren now take for granted. In the intervening 10 years, young people like yourselves have gone on to use technology to improve the overall quality of life and created wealth. In those 10 years, the world has become smaller and more connected. The complex financial instruments of 10 years ago would seem quaint to the hedge funds and investment banks of today. In those 10 years, our markets and economies have become more connected and adjusted faster.

十年前，我们得知悲剧性的911事件，主要通过传统媒体—-广播，电视，以及cnn.com。那时没有Facebook，没有YouTube，没有Twitter和其他社交网络，我的孙子早已对那些东西习以为常。在过去的10年中，像你们这样的年轻人已经使用新技术，改变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创造出财富。在这10年中，世界变得更小，联系更紧密了。10年前的复杂金融操作指令，对于今天的套利基金和投资银行来说，也许只是小玩意。10年间，我们的市场和经济更加融为一体，调节起来更快速。

Just six months ago, the Tunisian revolution began, leading rapidly and inexorably to fundamental change across North Africa and the Middle East. Could this have happened without digital social media, or without heightened correlation of food prices across time and space? Could this have happened just 10 years ago, with the same preconditions but a different degree of connectivity? Can you imagine what the next 10 years will bring? The next 50?

就在六个月前，突尼斯革命爆发了，在北非和中东，迅猛和不可阻挡地引发基础性变革。没有数字化的社交媒体，这一切会发生吗？或者如果人们不知道其他地方的食品价格，这一切会发生吗？要是换在10年前，就算具备了同样的前提条件，只是沟通不如现在便捷，这一切会发生吗？你能想象接下来的10年会出现什么吗？接下来的50年呢？

In the time even before Friendster succumbed to Facebook, our world went through phases of transformation, and Harvard graduates, students, faculty, and commencement speakers have been key actors, writers, and chroniclers of those changes. In 1947, U.S. Secretary of State George Marshall stood in this very Yard before a graduating class such as this one to announce the plan to salvage Europe after the devastation caused by the Second World War:

甚至在Facebook取代Friendster之前，我们的世界就已经进入了转变的阶段。哈佛的学生、老师、毕业生、毕业典礼演讲者，是这种转变的关键演员、作者和历史学家。1947年，美国国务卿乔治·马歇尔就站在这个院子里，面对像你们这样的毕业生，宣布了一个计划，抢救被二战摧毁的欧洲：

He began, “I need not tell you, gentlemen, (I don’t know where the ladies were) that the world situation is very serious. But to speak more seriously” — Marshall said as he went on to advocate the well-known Marshall Plan. In time, we saw a rebounded Europe, and the subsequent rise of East Asia, have been the catalyzing forces behind Africa’s own recent progress.

他说：”我不必提醒各位，世界形势非常严峻。但是，我还有更严重的话要说”—-马歇尔接下去就倡导了举世闻名的马歇尔计划。然后，一个复兴的欧洲出现了，接着是东亚的崛起，这些都是非洲目前进程背后的催化剂。

When President John F. Kennedy, another Harvard graduate, spoke to this audience in 1956 as the junior senator from Massachusetts, he analyzed the tension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intellectuals. Of the politicians, Kennedy said, “We need both the technical judgment and the disinterested viewpoint of the scholar, to prevent us from becoming imprisoned by our own slogans.” In newly democratic societies, where ballots are marked with distinctive icons as well as names since many voters remain illiterate, the danger of sloganeering political populism is only greater, and can lead down the road of war, not just bad policy choices. Kennedy, of course, would go on to launch the Peace Corps, which has impacted the lives of mill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 by bringing Americans across the ocean, teaching students and training teachers, and making our world a smaller place.

1956年，哈佛毕业生肯尼迪总统（那时还是马萨诸塞州参议员），公开发言，分析了政治家和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肯尼迪这样说政治家：”我们需要学者公正的观点，也需要技术性的判断，这样才能防止我们被自己的宣传口号蒙骗。”在新兴的民主国家，许多投票者都是文盲，所以选票上不得不印上各种图案，代表不同的候选人。这种情况下，口号政治和政治民粹主义的危险性只会更大，不仅仅是恶劣的政策问题，它本身就能将国家引向战争。当然，肯尼迪这样说是为了启动和平队项目，让美国人跨越大洋，教育学生、训练教师，影响了全世界几百万人口，让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小。

Ralph Ellison, speaking at the 1974 Commencement, told the graduates and alumni: “Let us not be dismayed, let us not lose faith simply because the correctives we have set in motion, and you have set in motion, took a long time.” Ellison believed that despite the challenge, the chance for national regeneration was there.

1974年，Ralph Ellison在毕业典礼上演讲，告诉毕业生和校友：”不要沮丧，不要丧失信念，因为你已经付出的行动，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看到效果。”他相信尽管有种种挑战，国家的复兴依然有机会实现。

In the more recent past, Bill Gates, a famous Harvard attendee, has made our world smaller still by having all of us speak the same dialect, by connecting us electronically and opening doors that just one generation ago seemed to belong to the realm of science fiction. Today, because of him, we are closer to living in a global village.

再后来，著名的哈佛辍学生比尔·盖茨，让我们所有人使用同一种计算机语言，将我们用电子方式联系起来，使世界变得更小，打开了通往未来的大门，前一代人曾经认为那些只是科幻小说的内容。今天，因为他的出现，我们更像生活在一个地球村里。

With the election of Harvard graduate Barack Obama to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face of American politics has been altered for good. In the sea change that his election represents, let me remind you, America, that Liberia has you beat on one score: We elected our first female president, perhaps 11 years before the United States might do so.

随着哈佛毕业生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美国政治家的形象大大改善。虽然他的当选说明美国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但是让我提醒你们美国人，有一点利比里亚超过了你们，那就是我们选出了第一位女总统，也许比美国早了11年。

Today, I share more than a Harvard background with you. In a way, this is also a commencement year for me. Just as you end one journey today and begin the next, so too do I in November. As my first term as the president of Liberia comes to an end, I will be standing for re-election. The person who claims to be the strongest opposition contender is a Harvard graduate.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incumbent, who is also a Harvard graduate, is determined to w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rvard and Liberia is thus secured and in good hands!

今天，我更多地是以哈佛人的身份与你们交流。某种程度上，今年也是我的毕业年。正如今天你们结束了一段旅程，将要开始下一个旅程，我在今年11月也会如此。我的利比里亚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即将结束，我将再次投入大选。我最强大的一个竞争对手，也是哈佛毕业生。但是，我想让你们知道，现任的这个哈佛毕业生下定决心，要赢得大选。因此，哈佛与利比里亚的关系完全有保障，非常可靠！

Harvard Graduates, Class of 2011: I urge you to be fearless about the future. Just because something has not been done yet, doesn’t mean it can’t be. I was never deterred from running for president just because there had never been any females elected head of state in Africa. Simply because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Liberia had always been a “boys’ club” didn’t mean it was right, and I was not deterred. Today, an unprecedented number of women hold leadership positions in our country, and we intend to increase that number.

哈佛大学2011届毕业生，我敦促你们勇敢无畏地面对未来。某件事还没做成，并不意味着它不能做成。我竞选总统时，没有因为从无妇女在非洲当过总统，而感到畏缩。不能因为利比里亚政府总是被男人控制，就说明这是对的，我没有被吓住。今天，利比里亚领导岗位上的妇女，数量前所未有，我们还将继续增加。

As you approach your future, there will be ample opportunity to become jaded and cynical, but I urge you to resist cynicism — the world is still a beautiful place and change is possible. As I have noted here today, my path to the presidency was never straightforward or guaranteed. Prison, death threats, and exile provided every reason to quit, to forget about the dream, yet I persisted, convinced that my country and people are so much better than our recent history indicates. Looking back on my life, I have come to appreciate its difficult moments. I believe I am a better leader, a better person with a richer appreciation for the present because of my past.

当你们进入社会，很有可能变得厌倦和偏激，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抵制这种愤世嫉俗的心态。这个世界依然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改变是可能发生的。正如我今天在这里所说，我的总统之路并不顺利，充满变数。监狱、死亡、流亡，任何一个理由都能使我退出，忘掉自己的梦想，但是我坚持下来了，坚信我的国家和人民绝不应该是那时的样子，而应该好得多。回顾我的人生，我对那些艰难时刻，反而感到非常珍惜。因为有了那些过去的痛苦，我才更珍惜现在，它让我成了一个更好的领导人、更好的人。

The size of your dreams must always exceed your current capacity to achieve them. If your dreams do not scare you, they are not big enough. If you start off with a small dream, you may not have much left when it is fulfilled because along the way, life will task your dreams and make demands on you. I am, however, bullish about the future of our world because of you. We share one defining characteristic that prepares us to transform our world — we are all Harvard University graduates. When we add to that the traditional quests for excellence for which we are known, there is no telling what we can accomplish.

你们要敢于怀有大梦想，不要担心超过自己现在的能力。如果你的梦想不令你感到害怕，那就说明它们不够大。如果你的梦想很小，当它实现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生顿时空空荡荡，因为你的梦想为人生创造出任务，对你提出要求。不过我相信，你们会令我们的世界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我充满信心。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我们都是哈佛大学的毕业生，这使得我们都必须做好去改变世界的准备。当我们接受这种传统，为了追求卓越，去开拓那些未知的领域，没有人能够预言我们能达到怎样的成就。

Go forth and embrace a future that awaits you.

勇敢向前，未来正在前方等着你们。

I thank you.

谢谢大家。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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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志军

哈哈，我来续个热点讨论：

清华大学第四教学楼被冠名“真维斯楼”，一时成为舆论焦点。昨天（5月26日）早上，该楼门口的真维斯企业铭牌被神秘摘走。清华大学宣传部称，他们正在全力调查是何人将铭牌摘掉，目前尚无结果。真维斯方面则表示，正在等清华调查结果，是否会再续新牌，尚未确定。（详情见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5/247718.shtm）

刚开始看到这个消息，我的感觉是：这种好事怎么轮不到我们学校头上，我们老想要捐赠要不来，怎么别人捐赠还不给冠名？后来看到后续报道，感到有些意思。特别是有些恶搞的段子：如，清华大学最新学生生活学习沟通方式 如下：
Lucy，我住在安尔乐男生楼，你呢？”
“Daling，我住在你隔壁的肚勒死女生楼。我们今天还去伟哥学术交流中心吗？”
“不去了，今晚我要去浪莎大礼堂听报告。”
“那好吧，那明天有时间吗？”
“明天应该会有吧，上午去洁尔阴图书馆还书，接着去妇炎洁教职工洗浴中心洗澡，下午有时间。”
“那我们到汇仁肾宝体育馆打球去吧！”
“好的，我们在护舒宝音乐厅前不见不散。”
哈哈，如果这样看起来，说起来，似乎有些不妥当。

今天，教育部回应“高校捐赠冠名”：教育部门不具审批权。（详情见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5/247737.shtm）

我觉得也是，教育部如果连楼舍命名都有审批权，那么高校的管理自主如何体现？因此，从合法性来讲，高校自主命名楼舍，在学校外部不存在任何法制上的问题。但是，问题是，高校内部，由谁来命名？由谁来批准？如何达成合意？这是个问题。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从校方和企业方面而言，应该是有正式捐赠协议，有程序有过程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和程序中，是否有过教师和学生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教师和学生是否能在这个方面拥有权力？《捐赠法》中这样规定，捐赠方对其捐赠的一些工程或者项目有可以享受命名的权利。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捐资助学，首先是非常感谢的，至于如何冠名，以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冠名，捐赠方和受赠方可以进行商量。问题是，受捐方的意思是由谁来表达？不仅仅是由我们这些校园的工作人员和管理者，还有很多师生，他们应该有有权力表达的空间和渠道。

即便根据一定的程序和制度，楼舍命名合法，但其合理性仍然需要探讨。如果受赠方从情感和理性上不能接受的捐赠或许不能称之为合理捐赠，或许有“被捐赠”之嫌。教育部建议学校充分利用民主渠道，广泛征求广大师生的意见，一定可以找到一种既能够表达对捐赠方的感谢或者进行纪念，同时又能体现学校特点和定位的好办法，意见是比较中肯的。如果捐赠不能体现出学校的定位和特色，甚至学校的品位，那么当然不能引起各个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人民日报评论说：大学应该保持对高尚的追求，否则我们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谁都可以媚俗，但大学不能。（详情见链接：http://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1/5/247685.shtm）。

大学组织应该始终在社会行动方面，有所为有所不为。作为国内一流世界瞩目的知名大学，清华大学理应选择与自身特色、定位、价值和远景比较一致的合作伙伴，更应该选择具有深厚人文气息和科学气质的品牌，还应该在与社会的合作彰显自身的价值。从国内外大学接受捐赠的发展历史来看，很多知名大学不仅仅在学术上，更重要的是始终凸现并永葆自身追求的独立和尊严。有很多大学，虽然很需要社会支持，但当来自社会的捐赠与自身定位和发展不合时，做出了审慎的判断和选择。我们不论是大学中的人，还是社会中的人，都希望大学能够保持做到有所不为。

清华大学真维斯楼事件，不仅仅是清华大学，也不是真维斯楼的问题，或许能够引起我们更多的反思。从学校内部，接受捐赠、楼舍命名的合法性程序，关涉并影响到大学组织内部的治理结构。从学校外部，如何保持大学精神和本质，做出合理的行动，体现并最终影响大学的声誉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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